这里是CW未命名色彩。

作者 | Julia Corey, Marian Duggan, Áine Travers

翻译 | 昭昭 kalkr

校对 | 前进

制作 | 娃娃机

原文链接：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full/10.1177/15248380221084749

亲密伴侣暴力（IPV）是指由现任或前任亲密伴侣实施的，致使受害者身体、情感或心理受到伤害的行为。这是一个有关健康和人权的全球性问题（Ellsberg等人，2008；Garcia-Moreno等人，2006）。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在2013年发布的全球估计值，全世界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女性都曾在一段亲密关系中遭受来自亲密伴侣的身体和/或性暴力。亲密伴侣暴力影响着包括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酷儿等多元性/别群体在内的所有人群。虽然大多数相关的研究都集中在异性恋关系中女性所经受的亲密伴侣暴力，但同时有研究表明，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和双性恋群体经历亲密伴侣暴力的频率可能与异性恋群体相同甚至更高（Walters等人，2013），并且在求助时会面临更多的困难（Calton等人，2016）。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2013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双性恋者比异性恋者和同性恋者更多次地遭受过亲密伴侣暴力的伤害。CDC数据显示，超过61%的双性恋女性和超过37%的双性恋男性遭到过亲密伴侣的强奸、身体暴力或跟踪；有44%的同性恋女性、35%的异性恋女性、26%的同性恋男性和29%的异性恋男性遭遇过相同情况（Walters等人，2013）。此外，英国国家统计局（ONS）的一份报告发现，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双性恋女性在过去一年里经历亲密伴侣暴力的可能性几乎是异性恋女性的两倍（分别为11%和6%）（ONS，2018）。如果按虐待行为分类，双性恋女性面临来自现任或前任伴侣的性暴力的可能性几乎是异性恋女性的五倍（ONS，2018）。

与和ta们同龄的单性恋者相比，双性恋者除了有更高的风险受到亲密伴侣暴力的伤害之外，也似乎更难在屡遭伤害后得到社会的支持，与此同时心理状况也更加令人担忧。双性恋者易受到少数群体压力（minority stress）的影响。当一个人被认定为一个被污名化的少数群体，并且随之经历一系列的歧视、偏见、预期被拒绝、隐藏身份以及内化的污名，ta会因此处于一种长期的压力之下，这就是少数群体压力（Meyer，1995，2003）。双性恋群体可能比其余性少数群体经历着更严重的少数群体压力，因为根据报告，ta们会同时遭受来自异性恋和同性恋群体的排斥（Hayfield等人，2014）。CDC的一份报告发现，双性恋者经历严重心理困扰的比例几乎是异性恋者的两倍（Ward等人，2014）。而根据Dickerson-Amaya和Coston（2019）的一项研究报告，双性恋男性比同性恋和异性恋男性更有可能在经历了亲密伴侣暴力后出现精神健康状况不佳的情况。这表明，在亲密伴侣暴力面前，双性恋者是一个高危群体。然而，出于研究目的，LGBTQ＋社群总是被同质化，被视为同一个群体。

将LGBTQ＋视为同一个群体，这样的做法可能会掩盖掉不同的性与性别少数个体所面临的不同的风险。在为亲密伴侣暴力受害者提供支持与服务的情境中，双性恋群体易被隐形。ta们通常会因为现有的这段关系属于异性关系或同性关系，而被单方面判定归属于异性恋群体或同性恋群体。进一步来说，这可能会混淆针对不同身份时预防和干预亲密伴侣暴力的不同的风险和保护因素。LGBTQ＋遭到亲密伴侣暴力的风险更高与少数群体压力有关（Decker等人，2018）。然而，仅凭少数群体压力理论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双性恋者面临的风险比同性恋者更高。

因此，我们需要更多地去了解风险和保护因素，以便为更加有效地制定预防、干预策略与方案提供信息。Bermea等人在2018年研究了双性恋女性遭遇的亲密伴侣暴力，并对其发生率和相关因素进行了广泛讨论。本综述以该成果为基础，研究了亲密伴侣暴力下所有性别受害者的相关因素，包括对实证地识别到的风险和保护因素进行了更详细和系统的分析，并对纳入的研究进行了初步的质量评估。因此，本篇综述的首要目的是为了探究双性恋群体遭受亲密伴侣暴力的风险和保护因素。研究问题是：哪些因素让双性恋群体有更低或更高的风险遭遇亲密伴侣暴力？

三项研究的结果表明，自我认同为双性恋（不同于行为上表现为双性恋）的人可能会在遭遇亲密伴侣暴力方面面临更大的风险（Coston，2017；Friedman等人，2019；Taylor & Neppl，2020）。此外，Friedman等人（2019）的一项研究报告称，双性恋认同对社会心理发病率有显著影响。该研究使用一个综合构架来衡量参与者所经历过的亲密伴侣暴力、身体攻击、抑郁症状和多种药物的滥用经历。而Taylor和Neppl（2020）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在微歧视（microaggressions）与施加或遭受精神层面的亲密伴侣暴力之间存在一种联系，而双性恋身份是这个联系中的重要调节因素。

三项研究中发现了恐同与经历或实施亲密伴侣暴力之间的关系（Finneran & Stephenson，2014；Head & Milton，2014；Turell等人，2018）。Finneran和Stephenson（2014）的一项研究发现，自我认同为双性恋的男性比同性恋男性有更高的内化恐同情结，而实施性暴力的男性比没有实施性暴力的男性有更高的内化恐同情结。Turell等人（2018）的研究中发现，伴侣对于双性恋的负面情绪，包括面对双性恋充满敌意、怀有“双性恋会滥交以及对性不负责任”的猜想，都与实施和遭遇亲密伴侣暴力有关，特别是在施暴者是男性且伴侣双方都是双性恋的情况下。Head和Milton（2014）的定性研究结果也描述了伴侣恐双如何促成控制行为和打破受害者的性边界。在这种情况下，非单偶制（non-monogamy）等恐双的刻板印象被施暴者用作虐待的理由。

三篇文章（Coston，2017；Goldberg和Meyer，2013；Pittman等人，2020）表明，如果双性恋女性的亲密伴侣是男性，她们遭遇亲密伴侣暴力的风险就会增加。Goldberg和Meyer（2013）报告说，在最近一年双性恋女性受到的亲密伴侣暴力中，95%是由男性实施的。Pittman等人（2020）在ta们的研究中讨论道，过去一年有男性性伴侣的双性恋女性遭受亲密伴侣暴力的风险明显高于其余性取向。Coston（2017）的研究发现，伴侣的性别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相比伴侣为女性的情况，双性恋女性在拥有男性伴侣的情况下遭遇跟踪和性、情感或心理上的虐待的风险更高。两项研究报告了男性身份与遭受亲密伴侣暴力之间的关联（Finneran和Stephenson，2014；Turell等人，2018）。Turell等人（2018）在研究一个非代表性样本时发现，认同为双性恋的男性参与者比女性更多地报告了遭遇过亲密伴侣暴力。Finneran和Stephenson（2014）则报告称，身体暴力是同性恋和双性恋男性最常经历的亲密伴侣暴力形式，其中超过8％报告在过去一年中受过男性伴侣的伤害。

在两项研究中发现，参与开放式或多伴侣（polyamorous）关系与亲密伴侣暴力有关（Head & Milton，2014；Turell等人，2018）。Turell等人（2018）的研究结果表明处于开放式关系（open relationship）中与施加亲密伴侣暴力相关，而关系中感知到的不忠行为同时与施加和遭遇亲密伴侣暴力相关。Head和Milton（2014）的一项定性研究报告称，对于研究对象中的一些女性来说，参与开放或封闭的多伴侣关系可能是男性伴侣进行支配和控制的一种手段。例如，她们中的一些人在开放式关系中只被允许与别的女性见面，而一些人是被施压或胁迫进入一段开放式关系的。

两项研究（Friedman等人，2019；Turell等人，2018）报告了关于同性恋/双性恋社群的参与与亲密伴侣暴力之间的关系。一项研究发现，认同为双性恋的黑人男性不太可能向别人透露他们的性向身份，导致其获得的同性恋社群支持较少。双性恋与社会心理发病率（包括亲密伴侣暴力）之间的关系是由缺乏同性恋社群支持导致的（Friedman等人，2019）。然而，Turell等人（2018）的发现又表明，加入双性恋社群实际上可能带来风险。该研究的数据表明社群参与和亲密伴侣暴力遭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有两项研究（Head和Milton，2014；Taylor和Neppl，2020）探讨了双性恋者的负面童年经历和后来的亲密伴侣暴力之间的关系。Taylor和Neppl（2020）发现，在一个LGBTQ样本中，在整个童年时期经历过父母间的冲突、严厉的养育方式或微歧视与之后的亲密伴侣暴力相关。Head和Milton（2014）的定性研究结果表明，在一个有虐待意味的童年环境中长大，可能会导致一些受害者在ta们的成年关系中更容易接受虐待。然而，同一研究中的另一些参与者则认为，ta们过去在虐待关系中的经历后来成为一个保护因素，帮助ta们在新的关系中发展出更强的意识和能力来识别虐待行为。

本综述的一些证据表明，社会不平等和歧视可能会促成亲密伴侣暴力。在一项纵向分析中，Martin-Storey和Fromme（2021）报告说，歧视经历在双性恋身份和约会暴力之间起到了一个“中介”作用。此外，Turell等人（2018）发现，研究对象中黑人/非裔美国人施加和遭遇亲密伴侣暴力的得分都高于分析中其余种族身份的人。同样，Pittman等人（2020）认为，与其余双性恋女性相比，在过去一年中与男性上床的黑人双性恋女性遭遇亲密伴侣暴力的可能性稍高一些。Finneran和Stephenson（2014）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所有参与者中，经历歧视导致的少数群体压力与遭受亲密伴侣暴力的风险增加有关。其中，相比同性恋男性，认同为双性恋的男性更多地报告说经历了种族歧视，而且种族歧视经历与亲密伴侣暴力中性暴力的更高可能性有关。Head和Milton（2014）的定性数据阐明了影响参与者持续遭受亲密伴侣暴力伤害的其它社会因素。例如，一些参与者描述了ta们的感受，即媒体、流行文化和社会中缺乏对健康的双性恋关系的描述，致使ta们缺乏识别虐待和寻求支持的能力。一些参与者还报告说，由于担心承认虐待行为会助长社会对双性恋者和双性恋关系的负面刻板印象，所以ta们继续留在虐待关系中。

本综述力求对针对双性恋者的亲密伴侣暴力的风险和保护因素给出全面的评估。以此为主题的文献很少见，专门考察双性恋者的亲密伴侣暴力风险和保护因素的更是寥寥无几。

有迹象表明，可能有与特定性向有关的因素影响着双性恋者面临亲密伴侣暴力的风险。本综述的分析结果表明，相比于同男女都发生性关系但不认同为双性恋的人，自我认同为双性恋可能带来更高的风险。其原因可以从本文以及Bermea等人（2018）的研究结果中找到，即同时被异性恋和同性恋社群拒之门外导致的社会孤立，以及“双性恋者是滥交和不忠的”之类歧视性刻板印象造成的伤害。未来的研究也许应该考察一下，行为上的双性恋者和自我认同的双性恋者之间，风险因素和保护因素有何差别，从而增进对于双性恋标签如何增加特定风险的理解。

本文中的发现也表明了少数群体压力和亲密伴侣暴力之间的关联。多重因素都会导致少数群体压力，包括内化的恐同、基于性向的歧视和种族主义（Meyer，1995）。有几个被纳入的研究发现，内化恐同和恐双歧视两者都可能会增加遭遇和施加亲密伴侣暴力的风险。这些发现与关于LGBTQ+社群的更广泛的文献（Badenes-Ribera等人，2019；Carvalho等人，2011；Stephenson和Finneran，2016）一致。一些研究也显示，有色人种中的双性恋者遭受亲密伴侣暴力的风险可能会增加（Finneran和Stephenson，2014；Pittman等人，2020）。这些研究，以及Stephenson和Finneran（2016）、Reuter等人（2017）的发现，都表明基于个人种族身份的额外歧视会加剧少数群体压力，从而导致亲密伴侣暴力的更高风险。

同时，只有少许研究考察了双性恋男性当中性别和遭受亲密伴侣暴力间的联系。虽然较少得到报告，但同性或异性伴侣中针对男性的亲密伴侣暴力仍然是个重要问题，尤其因为Turell等人（2018）报告说双性恋男性的总受害分数比女性更高。但应当注意的是，Turell等人（2018）的发现基于一个非代表性的样本，所以很有必要使用有效的亲密伴侣暴力衡量方式进行一些更大规模的研究。

在更广泛的人群中（Cafferky等人，2018；Fals-Stewart等人，2003；Lipsky等人，2005；Yu等人，2019），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药物滥用是亲密伴侣暴力的风险因素。但目前还没有专门针对双性恋群体考察过这一方面。鉴于双性恋者可能比其余性取向的人有更高的药物滥用风险（Green和Feinstein，2012；Kerr等人，2014；Ross等人，2014），这方面的实证证据尤为需要。

文献还表明，相比异性恋者，性少数群体在童年被虐待、被疏于照顾的比例更高（Alvy等人，2013；Austin等人，2008；Zou和Andersen，2015）。本综述中有两项研究将负面的童年经历确定为双性恋者中亲密伴侣暴力的风险因素（Head和Milton，2014；Taylor和Neppl，2020），还有文献表明负面的童年经历是更普遍的亲密伴侣暴力的最常见预测因素之一（Costa等人，2015；Jung等人，2019）。因此，需要更多研究来确定负面童年经历和双性恋者中亲密伴侣暴力之间关系的性质。

本综述提供了一些关于如何让服务和政策更好地支持双性恋者的见解。比如，少数群体压力和亲密伴侣暴力之间存在明显联系，这表明提供支持的受害者服务应当承认双性恋人群的亲密伴侣暴力经历有其特殊性。服务提供方也应该意识到，双性恋受害者获得社会支持的过程可能受阻。为了契合双性恋受害者的需求，需要设置专门的服务提供给受少数群体压力影响最大的社群；在主流服务中也应加强有关少数群体压力问题的教育和宣传。这样做可能有利于使支持服务对双性恋群体更可见、更易得、更普及。服务提供者应避免根据受害者当前伴侣的性别来预设其性取向，以防止遗漏针对特定性向的暴力形式或风险因素。

本综述结果表明，在防范暴力的宣传活动中，可以强调伴侣恐双是虐待行为的潜在预警信号。教育举措和宣传活动也会在支持双性恋现身和破除负面刻板印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有关针对施暴者的项目，证据表明根据施暴者风险、犯因性需求和治疗响应率来改良干预措施，可能提升有效性（Andrews和Bonta 2010；Travers等人，2021）。